在《选集》中,虽鲜见对具体人际矛盾的直接描述,但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战略智慧,却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启示。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“看不惯的人”时,与其陷入情绪的泥沼,被不积极的情绪左右,不如借鉴的战略思维,将人际矛盾转化为自我提升与成长的宝贵契机。

  在《矛盾论》中深刻指出:“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。其一是说,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;其二是说,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。” 这一哲学观点清晰地揭示了人际矛盾存在的客观必然性。当我们对某人产生看不惯的情绪时,往往是因为对方的行为、观念等与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产生了碰撞,映射出了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边界。

  回顾红军长征途中,不同将领在战术上存在分歧,这并非简单的个人意见不合,其本质是军事思想差异的具体体现。这种差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,形成了矛盾的冲突点。在职场环境中,也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。比如,某网络公司的产品经理与首席技术官之间长期存在对峙,表面上看是关于功能开发优先级的争论,但深入分析后会发现,其实质是用户思维与技术思维这两种不同理念的碰撞。这种结构性的矛盾,如果仅仅从个人好恶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,必然没办法得到有效的解决,而要求我们超越个人情感,站在更高的维度去寻找解决方案。

  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卓越智慧,为我们处理人际矛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方法论启示。1938年,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提出“又联合又斗争”的原则,这一原则深刻揭示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。在面对我们看不惯的对象时,若只是一味地全面对抗,只会使矛盾不断激化,最终两败俱伤。此时,我们应学习建立统一战线的思路,努力寻找与对方共同利益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  例如,某跨国企业的市场部与研发部长期存在矛盾,双方在工作中常常产生摩擦,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效率和业务发展。后来,通过建立“创新孵化委员会”这一平台,双方在新技术商业化这一共同目标上找到了契合点,将原本的矛盾和摩擦转化为了创新的动能。这种转变的重点是,双方能够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,在差异中积极寻找连接点,以此来实现了从对立到合作的转变。

  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的工作方法,不仅适用于领导工作和社会治理,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具有特殊的价值。当我们深陷对某个人的负面认知时,很容易陷入“隧道视野”,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和不足,而忽略了别的可能影响我们判断的因素。

  比如,某基层干部在处理村民纠纷时,最初可能会受到当事人一方陈述的影响,对事件产生片面的看法。但通过走访其他村民,他获得了多维的视角,从而发现了矛盾背后复杂的土地历史问题。这种全面考察的方法,让他能够更客观、准确地认识矛盾的本质,进而找到更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
  提升认知维度要求我们建立系统性思维,正如在《实践论》中所强调的认识发展规律,对人际矛盾的认识要经历“实践—认识—再实践”的螺旋上升过程。我们应定时进行“认知审计”,审视自身判断的客观性,反思自己是不是受到了主观偏见的影响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可以避免陷入主观偏见的陷阱,以更理性、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人际矛盾。

  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,那些曾让“看不惯”的人和事,最终都成为了磨砺其战略思维的宝贵试金石。当我们以《毛选》中的智慧重新审视人际矛盾时,会惊喜地发现,每个“看不惯”的对象都像是一面镜子,能够照见我们自身的不足;每次矛盾冲突都像是一级阶梯,能够助力我们提升格局。这种思维的转换并非是妥协退让,而是以战略家的广阔胸襟,将人际关系中的“摩擦力”巧妙地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强大“推进力” ,让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舞台上不断成长,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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